在我国的改革、开放过程中，个人自我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，随着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，个人隐私权利的意识也逐渐形成：个人需要保护其隐私，以使自己能够在公众面前体面地生活。
　　然而，个人隐私在当下社会中并没有获得足够的、应有的保护。首先，因为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对个人隐私尊重不够。比如家长私拆未成年子女的信件、查阅他们的日记，老师截留、检查学生信件等，这些不尊重他人隐私的行为，在当下大众文化中，好像不仅没有受到道义的谴责，反而被许多人认为是出于对子女、学生的关爱。其次，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，如针孔摄像探头技术的普及化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使个人隐私随时“公众化”。在商场、银行、学校、车站、码头、住宅小区等公共场所，为了安全的需要都有防不胜防的“眼睛”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至于相邻关系中的隐私“偷窥”，有时更让被偷窥者在公众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如在被称为“中国偷窥第一案”中，那对年轻夫妻3年来的“性”福生活，都是在一个六旬男房东的“偷窥”下度过的。他们虽然通过诉讼获得了6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，但是此案引发的问题是令人深思的。
　　隐私作为一种个人的权利在法理上被认可，源于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斯和华伦在哈佛大学《法学评论》上发表的论文《隐私权》。之后，随着资讯的发达和公众交往面的扩展，隐私权及其重要性逐渐为许多国家所关注，并通过立法加以确认和保护。然而，在我国，隐私作为一种公民的权利并没有为引起高度的重视。在法律上，对于隐私权的保护，我们并没有更多的关注。
　　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步被唤醒。但是，1986年制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没有确认隐私权的法律概念，这也足以反映隐私权在立法者心目中还没有应有的地位。虽然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保护隐私权方面的司法解释，一些立法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等都含有一些隐私权法律保护的条文，但这些规定都是零碎的、不系统的。2006年3月1日实施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2条规定：“偷窥、偷拍、窃听、散布他人隐私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”这一规定虽然将“偷窥、偷拍、窃听、散布他人隐私”等行为列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并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，但是，与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比，法律所规定的治安处罚显然是比较轻的。
　　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，将“尊重和保障人权”确定为国家的义务。这对我们构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提供了充分的宪法依据。对于隐私权的保护，我们必须同时关注两个方面：其一是来自公权的侵犯。比如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，擅自公开其通过公共权力收集到的个人隐私，或者提供给他人牟取利益。其二是来自私权的侵犯。比如在“中国偷窥第一案”中男房东的偷窥行为等。就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而言，我们需要进行两方面的立法：对于前者，国家在制定“政府信息公开法”的同时，必须同时制定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立法目的的相关法律。对于后者，国家在将要制定的“民法典”中，应当确认隐私权的概念，并为之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法律保护体系。
　　（作者为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